拿出書架上的歐洲藝術史、翻開文藝復興Renaissance那一章，許多的撰寫者會從前身拜占庭美學Byzantium或前輩喬托Giotto di Bondone（1267-1337）的聖母像開場。然而無論如何進入那個時空，都會自然地標記出關鍵的發源聖地：佛羅倫斯Florence。接著讀者們會反覆讀到「麥迪奇家族House of Medici」中好幾位強而有力的資源輸出者。那麼為什麼麥迪奇是文藝復興時代最廣為人知的姓氏呢？而今日的我們能夠從哪些有趣的角度，去觀看這個家族與人文主義Humanism 復甦之間的關係呢？
《百花聖母大教堂》外觀。圖/wikipedia
麥迪奇家族就如同文藝復興時代的一個龐大背景，反覆在不同的藝術家傳記中入鏡。他們贊助過無數文化建設，支持了大半教廷財務，在西方乃至人類文明的拼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。六百年多後的當代，如果以社會發展的角度審視麥迪奇家族，或許能從中更加理解當時「藝術家們的養成與處境」。
從瘟疫橫行到人本精神再現，14世紀初的歐洲大陸正處於毀滅與重生之間。當時的義大利半島，對內對外都處於烽火之中，人們的內心「探詢生命意義」的需求越來越明確。或者說，群眾開始需要比文字（聖經）更具感染力的視覺（繪畫 / 雕塑）做為靈魂的寄託。然而想要重拾人性的光明，單憑藝術家、思想家的覺醒是遠遠不夠的，真金白銀的資源往往才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關鍵。但在沒有前例可循的時代裡，願意耗費資源資助未知的嘗試更是相當不容易。卻也就在這個時刻，「麥迪奇集團」適時地成為了藝術家的夥伴，以文化建設滿足了當時群眾的精神需求。
《百花聖母大教堂》內部穹頂，多位藝術家合作的「最後的審判」主題壁畫。圖/wikipedia
麥迪奇家族起源於法國，13世紀末移居義大利後蓬勃發展。這個成員眾多的姓氏（至今可追溯的分支仍有近30支），前後曾經出生兩位法國女王、四位教皇、多位佛羅倫斯共和國主教，並且取得了佛羅倫斯公爵的世襲資格及紡織品、染料、香料的貿易優先權。
穩固的政教關係，成為了麥迪奇家族發展貿易與金融業的基礎。而經商獲利的金幣銀幣，又繼續支援著家族相關的政治人物、宗教人物獲得權力。最終形成了一種類似今日「政治獻金與法案訂立」的循環關係。若以當代的社會結構來類比，麥迪奇家族隱約扮演了是某種「立基於宗教的政經集團」角色。
《百花聖母大教堂》正門上方，多位藝術家馬賽克拼貼壁畫。圖/wikipedia
麥迪奇家族遷居義大利半島後，第一代被記載的人物是薩爾維斯特羅salvestro de medici（1311-1388），他曾經擔任過司法職務-正義旗手。卻也曾因為支持的派系垮台，被逐出佛羅倫斯。他的兒子，第二代的喬凡尼Giovanni di Bicci de' Medici（1360-1429）從羊毛紡織業發跡、創立了麥迪奇銀行，並努力在義大利半島廣設分行，為接下來二百年的家族輝煌奠定下了實質的基礎。
雖然喬凡尼對於親身參與政治並不熱衷，卻有著敏銳的投資眼光。多次在宗教爭權的當中正確下注，讓接下來的多位教宗都委託麥迪奇銀行管理財產。在那個贖罪券熱銷的背景下，教宗的財務顧問無疑是一個掌握龐大利益的職務。與教廷的良好關係，也支援著喬凡尼其他事業的能夠很順利地發展。
多納泰羅，《大衛像》，青銅，158 cm，約1440。圖/wikipedia
藝術贊助往往是從熟識的朋友開始的，財務上的餘裕讓喬凡尼陸續資助了好幾位藝術家好友創作。其中包括了多納泰羅Donatello（1386-1466）的雕塑、布魯內萊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（1377-1446）的建築等等。例如象徵著城邦精神的《百花聖母大教堂》和《聖勞倫斯大教堂》都是非常成功的作品。也自喬凡尼開始，麥迪奇家族開啟了資助藝文活動的優良傳統。
當麥迪奇家族傳承到了第三代科西莫Cosimo di Giovanni de' Medici（1389-1464）時，已經坐擁了富可敵國的家業。但年輕時科西莫也和祖父類似，也曾因為當地政爭而被佛羅倫斯流放。有趣的是，憑藉遍佈四處的家族產業，科西莫在羅馬、威尼斯等地結交了更多的好朋友。這段時間的經歷，也在未來支持著科西莫將金融版圖擴散至全歐洲，甚至跨海在倫敦設置了分行。
《麥迪奇宮》外觀。圖/wikipedia
在科西莫離鄉期間，如果發現某個城鎮缺少某項建設，就慷慨地直接撥款資助。其中科西莫最熱衷贊助的是教育事業，例如就曾經委託建築師米開羅佐Michelozzo（1396-1472），送給了威尼斯一座「漂亮的」《修道士圖書館》。這一段流放生活科西莫過得很瀟灑，簡直就是一場布施之旅。直到佛羅倫斯的議會受不了大量資源外流，才只好懇請科西莫回到故鄉。
《麥迪奇宮》內部。圖/wikipedia
很難說科西莫賺錢或花錢的手法哪個比較高明。但是他掌握家族時，扎扎實實地延續著父親的藝文喜好，邀請好友米開羅佐和畫家貝諾佐Benozzo Gozzoli（1420-1497）打造了樸素而宏偉的《麥迪奇宮》。由父親開始的《佛羅倫斯大聖堂》也在科西莫手上順利完工。這時期的科西莫也繼續資助了家族好友多納泰羅，完成了著名的青銅像《大衛》。
以繪畫而言，科西莫的支持讓安傑利科修士Fra Angelico（1395-1455）等等藝術家們能夠專注作畫。此時的畫家訓練，雖然依舊在宗教神話的範疇，但已經不再只是出版品的的一環。推崇「全才」的思維成形，使得建築、雕塑甚至幾何數學的訓練成為了藝術家們共同的養成背景。這些養成訓練，最直接影響就是在平面藝術中出現了明暗感和立體感。這群藝術家們漸漸發展出與拜占庭 / 圖式美學不同、體現著透視觀的繪畫（更貼近現實世界）。雖然這樣的繪畫形式在當時的定位接近於「實驗」，但已經開始將繪畫與插圖的概念作出區分。由此開始，視覺圖像不再只是聖經或史詩的輔助、不再依附於文人體制，而是漸漸成為了一個獨立的學科。
安傑利科修士，《天使報喜》，蛋彩壁畫，230 x 312 cm，1438-1450。圖/wikipedia
在戲劇化的一生中，科西莫熱情贊助了無數的城鎮辦理教育。例如在1444年，科西莫出資建立了佛羅倫斯第一座公共 / 免費圖書館。更難得的是，科西莫聘請了大量的「尋書者」遠赴埃及和敘利亞等地，對於古典的哲學思想進行考究、翻譯和抄寫。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取經，很大程度地引導了後世哲學的發展方向。熱衷於柏拉圖學派Platonism 的科西莫，委託了神父費奇諾Marsilio Ficino（1433-1499）翻譯了史上第一套柏拉圖全集的拉丁文版本。他也在1462年成立了教育機構「柏拉圖學園」，為生命本質的辯證重新開啟了系統。一系列的工作，為「與神學同等重要的哲學」奠定了相當關鍵的基礎。
諸多文化建設的出資，讓科西莫在故鄉獲得了極高的聲望。雖然當時的藝術表現依舊有題材上的慣性，但也開始有了越來越自由、生動的發揮空間。這樣的氣氛，成為了佛羅倫斯超越其他城邦的重要因素。這些生命力充沛的藝文產物，連結了神性與人性。在識字率不高的中世紀，為市民提供了活力與認同感。
畢竟藝術與人文對於尋求寄託的市民而言，常是最好的撫慰。而這對於統治階層而言，則是能夠直觀團結群眾的有力工具。若將時間軸再延伸來觀察，文藝復興時鼓勵突破的氛圍，首先使得宗教與政治的權力回歸到了「人」的手中。接著這樣自由探索的精神，漸漸演化為西方世界的慣性。如今看來，這樣的傳統也是歐美各國取得全球主導的原由之一。
波堤切利，《春》，木板蛋彩，203 x 314 cm，約1482。圖/wikipedia
對比父祖輩的成就，麥迪奇家族第四代的皮耶羅Piero di Cosimo de' Medici（1416-1469）因為身體狀況較差，大抵上屬於守成的定位。但傳承到了第五代的羅倫佐Lorenzo de medici（1449-1492）時，他承繼了祖父對於藝文的使命感，將更大量的資源挹注進入藝文建設。羅倫佐善用了天時地利，其治理下的佛羅倫斯一時之間人才輩出，城邦的聲望也在歐洲各地脫穎而出。
許多的藝術史巨擎：波堤切利Sandro Botticelli（1445-1510）、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（1452-1519）、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（1475-1564）、拉斐爾Raffaello（1483-1520）等等，在青年時期都接受過麥迪奇家族的資助。這讓大師們在養成階段，就有機會接受完整的人文學科 / 工藝的訓練。而提供了大量教育資源的羅倫佐，就像是一位四處開設「平價私校」的校長。長期穩定的教育支持，則讓他被後世稱為「奢華者」或「慷慨者」。
米開朗基羅，《創世紀》，蛋彩壁畫，230.1 x 480.1 cm，約1511。圖/wikipedia
上百位受羅倫佐資助的藝術家中，最為人樂道的，就是米開朗基羅曾經以類似養子的身份，與羅倫佐的子姪們共同生活、學習。期間與優秀的同儕在同一張餐桌上，討論如何詮釋聖經成為了日常。即使羅倫佐過世之後，米開朗基羅也與麥迪奇家族的成員們交好。麥迪奇家族出身的教皇李奧十世和克萊門七世，都曾委託米開朗基羅工作，例如西斯汀教堂的壁畫《創世紀》和巨大的《摩西像》都是著名案例。而另一位偉大藝術家達文西，則是在手稿中寫下了一斷耐人尋味的文字：「一部分的麥迪奇家族造就了我，而另一部分的他們毀滅了我。」可見麥迪奇家族對於當時的藝術家們，具有相當巨大的影響力。
此時的佛羅倫斯已經是歐洲數一數二的商業城邦，相對富裕的社會成為了其他地區所嚮往的指標。若將「羅倫佐時代」視作文藝復興的第一個高峰，期間作品所象徵的已經不再單純是人本思維的重生，而是一種集體復興的成就。做為文藝復興的發源地，佛羅倫斯自然地成為了所謂的「進步代名詞」。
達文西，《聖母聖子與聖安妮》，木板油畫，168 x 130 cm，約1503。圖/wikipedia
或許贊助者和創作者最初在面對藝術時，並不具有過多的目的性。但在羅倫佐接管家族後，開始將長期累積的文化資本，做為城邦價值的象徵物對外輸出。於是在多方的有意識的推動下，「人文精神」成為了各城邦趨之若鶩的時尚。曾接受麥迪奇家族贊助的藝術家，也像是獲得了鍍金認證一般廣受歡迎。在麥迪奇家族的背書之下，不同類型的藝術家們都能在各地獲得很好的工作邀約。
具有新意的藝術品、藝術風格在訊息傳遞緩慢的中世紀，很容易成為最直接的價值宣傳。試想當時歐洲的某個地區，尚處在黑死病籠罩末期，有一位藝術家在教堂壁畫中帶來了充滿希望的（佛羅倫斯來的）藝術樣貌。會在所謂的落後者心中，很直覺地造成對領先者的嚮往。而這些現象，也使得麥迪奇等等大家族取得了更大的社會話語權，進而更加樂於資助藝術文化的發展。當崇拜形成了模仿，大量模仿形成趨勢，文藝復興的風潮就開始由南向北地蔓延了開來。
拉斐爾，《雅典學院》，壁畫，500 x 770 cm，約1511。圖/wikipedia
可惜的是，在羅倫佐掌權的後期，麥迪奇銀行開始因為分行呆帳和公款挪用等等問題開始衰退。1492年羅倫佐過世，同年哥倫布在美洲上岸，世界的貿易版圖開始改變。1494年法蘭西攻打義大利，麥迪奇家族投降，迫使麥迪奇銀行的最後七家分行關閉。羅倫佐的長子，家族第六代的繼承者皮耶羅Piero di Lorenzo de' Medici （1472-1503）被稱為「不幸的皮耶羅」。他雖然繼承了資源，但並沒有繼承到家族前輩的品格。揮霍無度的生活，終於導致麥迪奇家族在佛羅倫斯的統治被推翻。
米開朗基羅，《摩西》，大理石，235 x 210 cm，1513-1515。圖/wikipedia
雖然家族中第七代的喬凡尼 Giovanni di Lorenzo de' Medici / 李奧十世Pope Leo X（1475-1521）和朱利奧Giulio de' Medici / 克萊門七世Pope Clement VII（1478-1534）曾分別擔任教皇，試圖以宗教的力量恢復家族地位。但在漸漸普及的復興氛圍下，中產階級日漸崛起。這時候人本思維也在歐洲已經成為主流，不同背景的藝文作者們都開始由此出發創作。商業資源的轉移，象徵著藝文資助者的結構改變，更讓麥迪奇家族失去了優勢。雖然龐大的家族成員們依舊維持著熱愛藝文的傳統，但卻再也沒有在商業或政治上取回全盛時期的領導地位。
如今麥迪奇世代累積的收藏品，大多被烏菲茲美術館Galleria degli Uffizi及帕拉提納美術館Galleria Palatina收藏（這兩座美術館的建築也是由麥迪奇家族出資興建），成為了向公眾開放的人類共同財產。這一切歸功於麥迪奇後代中一位重要的傳奇人物安娜Anna Maria Luisa de'Medici（1667-1743）。她留下了：「將麥迪奇家族所有收藏品都留在佛羅倫斯，向公眾開放展出。」的遺囑。不僅完整保存了家族的輝煌紀錄，也讓後世有機會看見文藝復興起點的完整樣貌。
米開朗基羅，《麥迪奇的聖母》，大理石，226 cm，1521-1534。圖/wikipedia
無論古今，當巨大的權力缺乏制衡就必然會出現政爭或革命。麥迪奇家族的興衰，在諸侯林立的城邦時代並非特例。即使麥迪奇集團是義大利數一數二的貴族，但以全歐洲而言，依舊不可能完全掌握情勢。這個家族對外曾經歷過多次的打壓，對內在後期也經常面臨著挑戰。例如同時代的巴迪家族House of Bard、阿博提家族House of Alberti等等，均同樣立足於佛羅倫斯，也經營著巨大的事業，各家族之間也常有聯姻、互相牽制。
（由左至右）麥迪奇家族支持文藝復興的代表性人物：第二代的喬凡尼Giovanni di Bicci de' Medici、第三代科西莫Cosimo di Giovanni de' Medici 和第五代的羅倫佐Lorenzo de medici。圖/wikipedia
若說麥迪奇家族以一己之力，支撐了文藝復興的起點，或許並不為過。從14世紀初開始大約兩百年的時間裡，麥迪奇家族與佛羅倫斯的興衰緊密相關。如果說藝術家們是巨樹，古文明是雨水，時代氛圍是陽光，那麼麥迪奇家族家族就是土壤。雖然其家族的輝煌並未延續，但依舊無損其各個階段的成就。
回望麥迪奇家族發展的前期，非常明確地要求家族成員要「像個佛羅倫斯人」一樣生活。從飲食穿著到遵守法律，都期望成員與市民生活在同一個立場（相對簡樸）。巨額的財務開銷也都只會出現於宗教、藝文、城市建設和軍事防禦。這樣「奉獻者」的形象，使得麥迪奇家族在故鄉取得了不可動搖的支持。但當後繼者偏離了奉獻精神，失去支持也就成為了必然。
《佛羅倫斯大聖堂》外觀。圖/wikipedia
無論是從那些被支持的藝術家、藝術品來看，或者從人文主義的傳播而言，麥迪奇家族的重要性都很難被量化。我們甚至可以隱約從麥迪奇家族對於藝術人文的「成果發表」中，觀察到「當權者如何運作話語權和認知體系」。某些類似宣導式的文化輸出，如今看來也能夠與當代文化的版圖消長（例如日本的動漫產業或美國的電影產業）相互對照。「從宗教出發、以人性為本、推崇創新與挑戰的精神」至今依然是西方世界的主流思維。文藝復興之後出現的種種藝術流派、資本主義甚至工業革命，都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了這樣的價值觀。
好的創作者必然會與時代對話，或許由於自然、經濟、政治、宗教或者什麼樣隱性的因素，種種感知都會成為作品的一部分。想要從單一的藝術家或風格，來推論時空環境其實並不容易。但若是從一個大的時空背景來觀看藝術家們，我們將能夠覺察到許多的偶然與必然。換個方式去審視熟悉的事物，總是能得到有趣的收穫。或許再過幾個世紀，後人也會察覺到今日的藝術有那些值得討論的地方。為了到時候不要被形容成黑暗的21世紀，各位藝文工作者們就請好好繼續努力吧！
